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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恩难忘
【2019年09月15日】【字号:

随县审计局  贺丛华

每当新生入学的时候,我就特别想念我的老师吴水清。吴老师对我恩同再造,遇见他是我的幸运,所以,我希望每个新生都能有这样的“遇见”,把这种幸运传承下去。

童年的烙印

我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鄂北山村,那时候生活困难,大人每天要下地挣“工分”,我大弟弟因无人照看,不幸掉进堰塘淹死了。为了保护我,不到五岁就被送进了小学。

那时村小学设在祠堂里。教我一到三年级的老师,是村支书的亲戚,在生产队兼记工员。她上午给我们上课,下午就在生产队记工分。我永远忘不了我小学三年级的一篇课文是毛主席诗词《七绝·为女民兵题照》:“飒爽英姿五尺枪,曙光初照演兵场;中华儿女多奇志,不爱红装爱武装”。老师上课的时候,把主席的诗词念了一遍后就开始讲解。可怜他们那时候一没有教学参考书、二没有网络和辅导材料,就凭自己理解开始给我们上课。我的老师是这样教的(敲黑板):下面我们学习毛主席诗词《七绝·为女民兵题照》!这首诗是说啊,有一个女民兵,她的名字就叫风(飒)爽英,啊!她的枪呢,有五尺来长……她穿衣服呢,不喜欢穿红颜色的……

我在小学,学了许多的白字。那时越战期间经常会出现越南老挝柬埔寨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说法,我的老师会把柬埔寨念成东埔寨;污染的污字,我从小学念到初中,都读“亏”。直到上高中,我才知道那字不读“亏”,但说顺口了,有时候也还是会读“亏”。有一次晚自习,我同桌的同学偷偷地告诉我:伙计,我上小学的时候,亏染的亏字我们老师教的是“污”,我这么多年都不知道读错了。你语文成绩那么好又是课代表,你肯定不会读错字。以后我要是还有什么字读的不准,你要提醒我啊。那时候的我啊,恨不得钻到桌子下面去。

一个人的上学路

小学毕业后,我们直接升到了初中。我所就读的初中,在离我们家好几公里外的另外一个村叫周家畈,上学的时候还要淌水过一条河叫均水。无论夏天涨水,还是冬天结冰。

上初中的时候,我和其他同学在早上上学的时间,就一起背着书包往学校走。走到河边的时候,他们就会在河边的柳树林里打升级争上游,派我一个人去学校,放学了再到树林里找到他们就一起回家。这样,回家了大人就不会因为时间的过早过晚而怀疑他们没有上学。我爷爷是教书先生,被打成了右派在农村接受改造,还是有不少人尊称他为“贺老先生”。因此我从小就知道,多认点字是没有坏处的。那时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,只要有文化课,我还是会很用心听的。

曲折的高中

毛主席逝世的那一年,我考上了我们镇最好一所高中——均川高中。

此时,我才知道什么叫学校。在那里,我第一次认识了操场、食堂,还有扩音器。早上起床的时候,会有高音喇叭吹起床号;晚上睡觉的时候,会有喇叭吹熄灯号;做广播体操的时候不是现场用嘴喊一二三四、二二三四。我也看到了说各种方言的外地老师,这使我感到很新奇。能在这样的学校上学,我感到很自豪。再加上当时考上高中的时候,村支书说我家的成份不好不让我去,是住在我奶奶家的路线教育工作队的财办秘书邱叔叔说了一句“出身不由己、道路可选择”我才有机会上的高中。因此,我格外珍惜这次上学读书的机会。

在我读高二的时候,国家恢复了高考。第一次参加高考,是在上世纪的一九七八年,考场设在均川镇小学。上午考完了,走六公里回家吃饭,吃完饭再去镇上考下一门课。在第二天考物理的时候,我到镇上供销社看了一下墙上的大三五牌挂钟,时间是下午一点半。想想时间还早,就在供销社里面的长条椅上休息,想好好休息一会,说不定会发挥得好一些。等我休息了好长时间醒来,看到墙上的时间还是在下午一点半,我就有些紧张地问里面的营业员几点了,他们告诉我三点多了,那大钟早就坏了,一天到晚都是一点半。

我急急忙忙赶到考场,离开考时间早就过了半个多小时了,考生不得再进入考场。我绝望地回到家里躺了几天。那年,我在镇上考了第六名,不过第一名也没有被录取。学校为了不再在高考的时候剃光头,就把我们考前六名的学生家长请到学校狂吃了一顿。席间,校长频频举杯,就是想让他们回家做工作让我们复读。

得遇恩师

我们六名复读的同学被分在了重点班。我们有单独的集体寝室,教室也跟其他的班级分开了,为的是怕别的同学影响我们学习。

在我复读的时候,我的语文老师吴水清,就任我们的班主任,从此,我的命运发生了改变。吴老师是武汉人,工农兵大学毕业后分在了我们均川高中教语文。由于他一口标准的普通话,就象收音里的播音员说的一样,大家都很喜欢听他的课。有一次老师上课叫同学们用借代的修辞手法造句,班上有一个同学站起来答到:我昨天在街上看到了几个“斑毛的”。“斑毛的”,是武汉码头文化中比较粗俗的语气助辞,当时随州有很多下乡的知青,他们讲话的时候几乎每句话都会带这三个字,因此我们私下就会把武汉人叫“斑毛的”。因为老师的普通话太标准了,同学中很少有人知道他就是武汉人。那堂课,我那同学是站在教室后面听完的。记得每天晚饭后,吴老师就会带着我们到学校周边散步,叫我们描述学校外面的景色,启迪我们的思维。他讲的《岳阳楼记》时的表情,现在历历在目;他授课的文言文《捕蛇者说》,我现在还能倒背如流。

(坐在正中间戴眼镜头部最高的是吴老师、第三排左数第五个是本人)


高中学习阶段,因为有的同学要走几十里上学,学校就规定每两个星期回家一次。那时候大家条件都差,带的咸菜吃不了两天,条件好点的,就炒点盐带上。就是吃光饭,也有很多时候不能吃饱。我一米七几的个头,还不到一百斤。老师看我太瘦,怕我应付不了烦重的学习任务,就在每天早上给我冲两个鸡蛋花,放在操场边水泥乒乓球桌子上,让我跑完步了,喝了补身子。那时我的老师,还是一个没有结婚的毛头小伙子。鸡蛋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弄来的,但白糖,是要有供应票才能买到的。后来我把此事告诉了爸爸妈妈,他们攒了几十个鸡蛋给老师送去,老师说什么也不要。搞的我爸爸妈妈几天心里都还过意不去。

复读期间,学习任务是很重的。我们的时间,都抓的很紧。老师为了让我掌握好时间,就把他的一块“上海”牌手表让给我戴。那时候上班的国家工作人员,能有一块上海手表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。那手表,也是老师唯一的一件奢侈品。我怕把老师的手表弄丢了或是弄坏了,就坚决不要老师的手表。老师很生气说:你们现在,是就争取时间分分秒秒地学习!你把学习搞上去了,老师做什么都觉得值!那块手表,只到我高考结束,才还给老师。大家都知道,那时候不管是老师或是其他的什么人,经济条件也都不怎么样。我们快毕业的时候,老师结婚了。他的爱人是安居食品公司的一名会计。每两个星期的周六,只要看到老师刮干净胡子、穿上他那唯一的一件有点型的蓝色中山装(就是上面照相穿的那件),我们就知道他要到安居去见他的爱人了,不爱学习的同学,就感觉到象放假了一样。

那年高考,我以语文成绩全县第六、总成绩全校第二在录取比例不到4%的情况下从一个乡村高中考入了襄阳地区财税贸易学校。想想我们学校的老师,教物理的是食堂师傅顶职的子弟,先在学校为同学们修学农用的农具就是打铁的铁匠,同学们说打铁就是物理变化,专业对口;教化学的老师,是在学校做腐植酸肥料的,也算专业对口。我的语文政治两门课的分数(语文是老师教的好、政治靠死记硬背)占了总分的一半。得到我们录取的消息,老师比我父母还开心。

师恩难忘

财校毕业后,我分配到随州市百货公司财务科工作,老师也调到了市教育局教研室工作。真是好人好报,那年老师的爱人为他生了一对龙凤胎,老师为他们取名叫“吴边、吴际”。只要有时间,我就会和其他同学一起,到老师家里去坐,看看老师家里的煤气罐还有没有煤气或其他下力的活要做。每次跟老师聊天的时候,老师的孩子就会搬两个小板凳坐在我的跟前,睁着大眼睛,听我和同学跟老师聊天、汇报工作。

老师的孩子高中毕业后,男孩考上了武汉大学,女孩在我们的建议下考上了中专,留在老师的身边。老师的儿子武大毕业后,进入国家部委工作。前几年,他女儿用两年时间考了一个注册会计师和注册税务所职称,在武汉的一家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供职,他们一家人终于迁回老家武汉了。

每年的春节,我第一个拜年电话就是打给老师的。每年的教师节,我不管在哪里,都要问候一下老师。每次跟老师通电话,总有说不完的话。通话时间一长,就会听到老师爱人在电话的那头用随州话说:你不要“紧”说,丛华工作忙事情多,你就少说两句。放下电话,我眼中总有一种湿润润的感觉。

又到教师节了。不少人在朋友圈发老师什么什么的东东,我知道老师眼睛不好,他没有微信,也看不了朋友圈。早上给老师打电话时,听到老师圆润的嗓音用标准普通话向我问候的时候,我的心里就多了一份欣慰。老师告诉我他心态很好、身体很好、每天拿着老年证在老伴的陪同下乘免费公交去东湖边听收音机、散步,每天过得很充实的时候,老师您可知道,我比您更开心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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